辛德勇“《三国志》本名《国志》说”质疑

此前写“门外说书004”，涉及《三国志》的书名问题，后来想起辛德勇先生曾撰文专门讨论，却一直没有拜读。替一位朋友代购《祭獭食蹠》，恰好昨天到手，开篇即是《陈寿<三国志>本名<国志>说》。

陈寿记录三国史事，其书之名，自《隋书·经籍志》以来都著录为《三国志》。用缪钺先生的说法，“如此称呼，千载相承，并无异议。”但辛德勇认为，这个名称“并不符合当日实际情况，流俗相传，不过积非成是而已”。

文章第一节“唐以前文献所见《三国志》书名”，我仔细读了，虽然文中看似列了不少证据，但并不足以让我信服。2页刘知几《史通》中说“陈寿乃集三国史，撰为《国志》”，此处也可以理解为省称，毕竟该书还有称《三国志》的地方，3页刘知几《自叙》篇说“次又读《史》《汉》《三国志》”，是一处对辛氏新见极紧要的否证，却被作者“显而易见”，当作“一种随意的表述”。恰恰相反，《自叙》篇这个表述并不随意。请注意，《史》《汉》都是省称，《三国志》却是全称，如果要省称，也应作《国志》——这样一来，岂不是坐实了辛说？可是，在这种并不支持自己判断的地方，辛氏往往虚晃一枪，轻轻放过去了，从论证的角度说，是有欠严密的。

辛氏以为有的地方是为了骈偶而缀加“三”字于《国志》之前，比如两汉书、三国志并列；但我们可以指出，辛氏认为《国志》必定是原书名的地方，也可能是出于骈偶而省称，比如13页最后“贞观二十年时唐太宗颁布的《修<晋书>诏》，亦有语云：‘蕞尔当涂，陈寿敷陈《国志》；眇哉刘宋，沈约裁其帝籍’”，这里明显是对偶，“国志”对“帝籍”，理解为省称应无问题，不必像辛氏那样视为“圣旨纶音”，当作铁证。

还有，4页提到《晋书·陈寿传》就写作“撰魏、蜀、吴《三国志》，凡六十五篇”，5页提到《华阳国志》有一条也明确说“（陈）寿乃鸠合三国史，著魏、吴、蜀三《书》六十五篇，号《三国志》”。这些都是非常坚实的证据。而在辛德勇看来，“在《国志》与《三国志》二者之间，更有可能后人根据当时世俗通行的称谓来把《国志》更改为《三国志》，而不大容易出现相反的情况。”这大概是辛氏“独到”的想法，普通人通常会把《三国志》省称为《国志》，毕竟这样可以少刻一个字啊。——至少也可以这样理解。

至于6页，裴松之“上《三国志》注表”里面“使采三国异同，以注陈寿《国志》”，辛氏又拿皇帝这张牌说事，认为“复述宋文帝刘义隆的诏书的文辞，不容随意简省”，“足见‘国志’二字必属陈寿之书的正式名称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陈寿乃集三国史，撰为《国志》”和“使采三国异同，以注陈寿《国志》”，前半句都提到“三国”，后半句再说“三国志”，就有点啰嗦了，而在古文中，这样啰嗦是让人难以忍受的，所以直接说“国志”（并不会造成误解），但不能据此认定陈寿著书就叫《国志》。

辛德勇承认，“在另一方面，陈寿《国志》面世之后，很快就有了《三国志》这一别称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有晋著作佐郎王涛撰《三国志序评》三卷，又何常侍撰《论三国志》九卷，徐众撰《三国志评》三卷。……”（10页）读者千万别被引文给欺骗了——因为辛氏的观点是陈寿书本名叫《国志》，所以就把《三国志》当作“别称”。可是，如果原本就叫《三国志》，不是更容易理解上述引文所说的著录情况吗？虽然辛氏又说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典籍有不用本名而用俗称的情况，但这种例证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效力——不能因为有其他例子，而把《三国志》也归为同类案例，这在论证逻辑上是行不通的。这是读考证文章尤其应注意的地方，不然很容易被作者牵着鼻子走。还有，《三国志序评》《论三国志》《三国志评》，不能按照辛德勇的推论，一个个都说成是俗称吧？这又是此文考证不够严密之处。

第二节“由版刻和写本的题名看《三国志》本名”，说实话，我刚开始看到作者拿出实物证据时，感觉应该比单纯用文献更有说服力。但遗憾的是，辛氏洋洋洒洒写了一大通，还是没能打消我的疑惑，反而引发我的一番思考。他说：

陈寿此书本名《国志》，其最为有力的证据，乃是今传宋元刊本大题俱镌作“国志”而非“三国志”。今较易见到的宋元刻本和书影，包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初年浙中重刻所谓咸平“专刻本”《吴书》（又称《吴志》）、南宋绍兴初浙江刻本、南宋前期衢州刻本、绍熙建阳书坊刻本、南宋蜀刻本、元大德十年池州路儒学刻本，其“大题”书名无一不是“国志”。直到万历二十四年冯梦祯重刻南监本，题名依然如此。

这看似铁证如山了。但39页提到李唐王朝时期东瀛编纂的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》著录此书时记作“《三国志》六十五卷”。这又提醒了我们：《三国志》很早就流传开了，而且长期以来就叫《三国志》。如果顺着《三国志》即是陈寿之书本名这个思路，就必须追问：为什么到了宋元刻本里写作“国志”呢（上述引文所列都是宋本）？毕竟“三国志”是很响亮的“世俗”名称啊。可惜辛氏没有提及这个问题，而只管论证自己的见解了。结合第三节（“魏、蜀、吴三书与《国志》的刊印流传形式”）提到的正统问题，我想或许可以就此提出一个假说：《三国志》在宋刻本中称作《国志》，恰可反映正统思想在宋朝的兴起。而元代承袭了宋的刻本。——当然也可能是胡说，请大家批判。

第四节“《国志》得名缘由”，是作者必需交代的。因为作者如此主张，就不免让人思量：叫《国志》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作者受刘知几《史通》的启发，认为《国志》与《国语》有直接关联。由此出发，作者又旁征博引了一大通，但要是本名就叫《三国志》，那些援引的例证就只能体现作者的渊博，而无法证明作者观点的准确。另外，《三国志》由《魏书》《蜀书》《吴书》构成，那么为什么不称“国书”呢？似乎也是一个问题。

附带一提，辛氏在第三节考辨中认为《三国志》从一开始就是合称，而不是各自独立的，亦即他并不同意中华书局点校本《三国志》“出版说明”。这么说来，戴燕《<三国志>讲义》应是沿袭了“出版说明”的旧说。

最后，必须指出，这篇质疑只是我在阅读辛德勇先生大作时的一点想法，写出来聊供一哂。辛先生有一肚子版本目录学的知识，受过黄永年先生的指教，又长期浸淫古书，素有心得，而区区唯有叹服，恐怕这辈子也无力攀上这样的知识高峰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感觉辛文未能让我信服，因其缺乏真正“过硬”的证据和强有力的逻辑论述，对反证的忽视，一味征引材料论证己说，可以“成一家之言”，但似不足以构成公认的结论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辛氏此文的贡献在此，局限也在此。而本文的弱点是，长于质疑，而不能立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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